毕业生首次突破1000万人，迈入千万人时代。
日前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召开2022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指出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
相比今年这届，毕业生增势迅猛，竟同比增加了167万人。要知道，从2011年到2019年的近十年间，高校毕业生人数也才增加了174万人。
庞大的毕业生群体，很快就会进入就业市场。毕业生破1000万人之后，就业还好吗？高校还能继续充当调节就业的蓄水池吗？
千万人
今年毕业季，909万人离开校园，毕业生总规模也是首次突破900万关口。
从909万人到1076万人，增长167万人。此前的3年间，增长人数皆未超过50万人。
2019年毕业生834万人，比2018年增加14万人。2020年874万人，比2019年增加40万人。2021年909万人，比2020年增加35万人。
拉长时间看，从2011年到2019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由660万人增加到834万人，也才增加了174万人，大体相当此番167万人的增长规模。
增长规模居近十年之最，此番毕业生的增势为何如此之猛？
2019年，高考报名人数时隔十年重新回到千万人，2020年比上年增加40万人达1071万人，今年再增加至1078万人，高考报名人数连续三年破千万。同时，高考报名人数千万人，录取率已经逐步飙升到现在的80%以上。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高校毕业生持续增加，这是过去20年一贯的趋势，主要原因是持续扩招。此番猛增167万人，因为2019年高职扩招100万人。
2019年高职扩招100万人，是距1999年大学扩招20年后，高等教育再次大规模扩招。
2018年普通专科招生比上年增长5.16%，2019年扩招100万人，比上年增长27.1%，增长率提升近六倍。这个数字，已接近大学扩招后第二年单一年份本科加高职的总招生增长人数的最高值。
升学规划专家梁挺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9、2020年起高职专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大幅度扩招，恰好在2-3年后毕业，造成高校毕业生规模的叠加，形成前所未有的毕业潮。
在高职专科方面，2019年高职完成了116万人的扩招，2020年和2021年又扩招了200万人。
在硕士研究生方面，近几年来出现了几个扩招峰值，即2017年、2020年，分别对应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非全日制研究生诞生、新冠肺炎。
在博士研究生方面，2018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文件，要求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当年博士生招生较上一年增长13.86%，扩招幅度是2003年以来最大的一年。
就业难
与毕业生人数“创新高”伴生的另一个词，无疑是“就业难”。
教育部为此发布《做好2022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复杂严峻，并启动“2022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月”系列活动，帮助毕业生尽早就业。
不过，严峻的就业形势叠加疫情带来的影响，就算是手握“就业优先选择权”的名校毕业生们，求职的意愿也在下跌。
根据领英中国等几家机构联合发布的《高校校友观察：中外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研究与展望2021》，自2016年至2020年，中国U10毕业生就业的比例从61.06%下降到56.82%，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则从38.94%增加到43.18%。
报告选取的样本U10高校，分别为清华、北大、人大、复旦、上海交大、浙大、武大、华中科大、南大、中大，均是国内顶流的985名校。
为促进名校生的就业工作，上述教育部文件还提到，教育部把毕业生就业工作纳入直属高校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等重要内容，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跟踪调查，将调查结果作为“双一流”建设绩效评价等的重要依据。
更为庞大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为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相应催生了考研热、考公热、教资热。
研究生报考人数从2016年的177万人，增至2021年的377万人。最近，2022年考研人数462万人的网传消息冲上热搜，真假难辨的数据让“最难考研年”的讨论声甚嚣尘上。
自2009年开始，国考报名人数已经连续13年超过百万。今年国考开启后，报名人数更是首次突破200万人。在国考报名进入第5天时，最热岗位竞争比就达到了3714:1，已远超去年。
2016年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共有260万人，2017年达到410万人，2019年则攀升至900万人，2020年这一数据就已接近1000万人。
考研热、考公热以及教资热的主要原因，与当下的就业状况直接相关。就业形势严峻之时，稳定便成了大家的追求。
蓄水池
扩招-就业难-扩招，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调节就业的功能，就像一个蓄水池。问题在于，今后这个蓄水池还能继续蓄水吗？
梁挺福认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发挥调节就业的功能，但总不会“一药治百病”，蓄水池也是有一定容量的，总有溢满的时候，时间差也就这两三年。
通过扩招延迟大学生就业时间，从而来缓解就业压力，仅仅是缓兵之计，终归还会在就业市场上暴露出供过于求的就业压力。
熊丙奇指出，不要把教育作为就业的“调节器”。以研究生扩招为例，可以延缓本科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两到三年。然而这种延缓，以稀释教育资源、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从而导致“学历贬值”和“学历高消费”的问题。
毕业生就业问题，事关就业市场，也关乎高校教育培养。蓄水池不只是蓄水，也要有调节。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熊丙奇认为，很多人认为是大学毕业生太多，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才培养质量不高。
服务业是容纳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产业。我国于2019年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同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3.9%。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服务业增加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就超过70%。
差距的根本原因，是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进入社会无法做出创新贡献，推进产业结构发生质的变化，而是创新能力缺乏、学历贬值、就业降级、用人单位学历高消费。
梁挺福指出，扩招尤其是研究生扩招，会进一步刺激高校教育的学历导向，很多学生会以提升学历来进行学业发展规划，把考研作为出路。
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职业院校中。中职、高职院校应以就业为导向办学，培养学生的就业技能。这些院校在扩招的背景下，很可能不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办学，而是以“中职毕业升高职，高职毕业升本科”的学历导向来组织教学。
以学历为导向的办学，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就业难。学校回报给学生的是一纸文凭，而不是高质量的教育，并不能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基于此，离开了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扩大高校教育规模，不但不能解决现实教育问题、社会问题，还会制造更多的现实问题。